董婧宸：藤花榭本《说文解字》底本及校刊考

藤花榭本《说文解字》底本及校刊考*

董婧宸

内容摘要：清嘉庆十二年（1807）额勒布主持刊刻的藤花榭本《说文解字》，是清代第一部依宋小字本行款翻刻的《说文解字》。根据《说文解字》的版本系统、行款比较、文字比勘可知，藤花榭本刊刻的主要底本，当为刊刻主持者额勒布旧藏的宋本《说文》。藤花榭本刊刻时，并未依底本的板心刻工、大小字数、避讳翻刻，既保留了底本的一些讹字，同时又据通行的汲古阁剜改本校改篆形和说解，并间有据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所言的“宋本”校改说解之例，形成了复杂的文字面貌。考察藤花榭本的校刊情况，一方面可以明确乾嘉时期宋本《说文》在汪灏、鲍漱芳、额勒布处的递藏情况，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深化对清代相关仿宋刊本的认识。

关键词：《说文解字》藤花榭本；《汲古阁说文订》；额勒布；仿宋刊本

嘉庆十二年（1807）由额勒布主持刊刻的藤花榭本《说文解字》[1]，内封题“仿北宋小字本说文／嘉庆丁卯年开雕藤花榭藏板”，书末牒文后有“秣陵陶士立临字”字，板框高21.5厘米，宽15.0厘米。在清代《说文》学史上，藤花榭本是第一部依宋本行款翻刻的《说文》[2]，受到了当时学人的广泛关注。如王筠道光八年（1828）作《覆翟文泉先生书》，道光十四年（1834）作《说文系传校录序》，道光末年著《说文解字句读》，在言及《说文》版本时，均曾提及藤花榭本[3]。

关于藤花榭本的刊刻底本，额勒布序云：“兹见新安鲍君惜分家藏宋板《说文解字》一书，悉心点检，亥豕无讹，洵堪珍秘，缘重为雕镌，用广流布。”故学界亦称藤本为“鲍本”。鲍氏藏本的下落何在，藤花榭本刊刻中是否忠实地反映了底本的面貌？前人对此说法不一。嘉庆十四年（1809）孙星衍刻平津馆本《说文解字》并撰写《重刊宋本说文序》，其中曾委婉地提及：“近有刻小字宋本者，改大其字，又依毛本校定，无复旧观。”孙氏所说的“改大其字”的版本，就是行字大小介于毛氏汲古阁本和宋本之间的藤花榭本。孙星衍提出，藤花榭本据小字宋本刊刻时，有“依毛本校定”之成分，但并未举出具体案例。之后，学界对藤花榭本的底本研究，主要从《说文》递藏源流、文字异文、宋代避讳等方面入手。杨绍和在获藏了钤有额勒布印章的宋本《说文》后，提出藤本以额勒布旧藏本为底本刊刻[4]。周祖谟根据文字比勘，指出藤本文字介于汲古阁本、王昶藏宋本之间，又有与平津馆本一致之处[5]。王贵元从额勒布藏本与藤花榭本的异文出发，并根据额勒布藏本未见鲍惜分印，对杨绍和说持否定意见[6]。申红义根据藤本宋讳避讳较为严格，认为藤本不从额勒布藏本而出，“藤本《说文》究竟直接源自哪一版本，由于资料所限，不好判断”，其底本当是“另外某一北宋刻本”[7]。

遗憾的是，藏印只能确定经眼、递藏，不能作为底本的确切证据，宋刻本避讳不严，清人翻刻中统一刊改宋讳的情况亦不鲜见，而藤本刊刻过程中，又曾据他本校改文字，这为后人了解藤花榭本的具体底本，罩上了层层迷雾。笔者拟从《说文解字》的版本系统出发，探讨藤花榭本的底本及其校改来源。这一研究，一方面有助于认识藤花榭本《说文解字》的版本性质，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今人探讨清代仿宋刊本的校刊情况提供参考。

藤花榭本《说文解字》

壹

清代前期《说文解字》的传播与藤花榭本的刊刻背景

藤花榭本的刊刻，是以清代《说文》版本的流传和《说文》学的发展为契机的。

明末以讫清初，旧本《说文》流传不广，顾炎武即未见过“始一终亥”本的《说文解字》。康熙年间，秀水朱彝尊归里后，在江南结识毛扆、张士俊、曹寅等人，劝刻小学书籍。毛扆约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前后刊成汲古阁本。汲古阁本《说文解字》内封题“北宋本校刊／说文真本／汲古阁藏板”，板框高21.3厘米，宽16.1厘米，每半页七行，大字十五字，小字双行，行约二十字，板式舒朗，清人多称为“大字本”。汲古阁本是清代第一个“始一终亥”的《说文》刊本，也是清代前期影响最大、流通最广的《说文》刊本。李文藻记载，乾隆年间，惠栋、戴震倡导《说文》之学，故京师地区的“毛刻北宋本”一书难求，王念孙乾隆三十四年（1769）科举落第时，只能“称贷而买之”[8]。陈康祺言，嘉庆五年（1800）阮元督学浙江后，“时苏州书贾语人曰：‘许氏《说文》贩脱，皆向浙江去矣。’”[9]这说的也是当时书板在苏州的汲古阁本。

与此同时，乾嘉之际的江南一带，旧椠《说文》也在藏书家和学人之间流传。宋本《说文解字》，板框高约18.1厘米，宽约12.8厘米，每半页十行，大字行十六至二十字左右，小字双行，行二十字至三十字不等，板式狭凑，清人多称为“小字本”。根据记载，时在江南的钱听默、周锡瓒、王昶、黄丕烈等藏书家，均曾藏有宋本或影宋抄本《说文解字》，钱大昕、段玉裁、袁廷梼、顾广圻、钮树玉等学人，则在友朋的帮助下得以借观宋本《说文》。

嘉庆二年（1797），以《说文》研究蜚声海内的段玉裁，在藏书家周锡瓒、袁廷梼等人的帮助下，得见赵均抄本、毛扆汲古阁校改第五次本两个大字本《说文》[10]，并王昶本、周锡瓒本、叶万抄本三个小字本《说文》，与通行的汲古阁本比较后，段玉裁发现，汲古阁本有初印本和剜改本的区别，乾嘉时的通行本，为经过毛扆五次剜改以后的印本，实际上是混合了《说文》大字本、小字本及《系传》的刊本，非宋本旧貌。段氏撰《汲古阁说文订》，以校记的形式，择要录出各本异文。

在清代中期《说文》研究史上，段氏《说文订》不仅奠定了《说文》校勘的范式，也激发起当时学人对段氏所述的“小字宋本”《说文》的强烈兴趣。正如黄丕烈所说，“金坛段茂堂先生玉裁来寓吴中，遂有《汲古阁说文订》之作，宋本之妙固已洗剔一新”[11]。嘉庆年间，藤花榭本以“仿北宋小字本说文”为题刊刻，便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贰

藤花榭本《说文解字》的底本

藤花榭本以小字本为底本，翻刻时板式一律作左右双边、单鱼尾，板心书“说文卷某”及页码，但未翻刻宋本板心中的刻工和大小字数。由此，考察藤花榭本的底本，不能从翻刻本的板心样式入手，而需要从《说文解字》的版本系统和文字异文着手。

清代流通及流传至今的宋本《说文解字》，约开雕于南宋初年并迭经宋元递修，有早修本和晚修本的版本差异。早修本经过元代一次修补版，保留了较多早期文字、反切的面貌，晚修本经过元代两次修补版，与早修本相较，计补刻六页，并有剜去刻工、修改文字、增删墨钉的修版现象。周锡瓒旧藏本及毛晋、额勒布旧藏本为《说文》早修本，王昶旧藏本及叶万抄本的祖本，为《说文》晚修本。各本上又间有因墨笔描润而形成的非版刻异文[12]。

汲古阁本《说文解字》有试印本、初印本和剜改本的印次区别[13]，乾嘉时期通行的《说文解字》，为汲古阁剜改本及由之而出的翻刻本[14]。关于汲古阁本《说文》的文字底本，据毛扆题识云：“先君购得《说文》真本，系北宋板，嫌其字小，以大字开雕。”然而，汲古阁本的底本究竟是否是小字本？段玉裁在参考赵均抄本、小字本后即注意到，“考毛氏所得小字本，与今所见三小字本略同，又参用赵氏大字本。四次以前，微有校改，至五次则校改特多，往往取诸小徐《系传》，亦间用他书”[15]。今梳理《说文解字》和《五音韵谱》的版本系统，考察赵均抄本和汲古阁本《说文解字》不同印本的异文可知，汲古阁本《说文解字》的刊刻，历经毛晋、毛扆父子的前后努力，其底本当以赵均抄大字本《说文解字》（或其录副本）为主底本，刊刻时曾参考毛氏旧藏的宋早修本《说文解字》及《系传》抄本在内的其他字书、韵书校改[16]。然而，赵均抄本并非如段玉裁等人推测，径自宋刊本而出，而是赵均参考赵宧光家藏的宋晚修本《说文》篆次，以半页七行的行款，据明刻《五音韵谱》抄录篆形及正文而成[17]。从版本系统和文字异文看，汲古阁本的篆形和说解，主要与赵均抄本所据的明刻《五音韵谱》同出一源，又与刊刻中曾经参校过的宋早修本《说文》及《系传》《集韵》《类篇》等字书、韵书有着复杂的纠葛。

藤花榭本的刊刻底本，到底是早修本还是晚修本？由于藤本刊刻时，所能依据的版本，主要即宋本《说文解字》和汲古阁剜改本《说文解字》，排除汲古阁本与宋本一致造成的干扰，宋本《说文》由于修补版造成的异文，是探求藤本底本的重要线索。

首先，宋早修本、宋晚修本有六页不同版，其中，藤本与宋早修本、宋晚修本、毛剜改本存在异文的，如下表所示[18]：

（注：表中“／”代表换页，“”表示墨钉，“□”表示坏字。据篆文、说解看，藤本刊刻时，所据为毛剜改本，故表中仅列毛剜改本文字，若毛本有初印本、剜改本异文者，以“※”标记。）

藤花榭本与其它版本的文字差异，有两种情况：（一）藤本与宋早修本相同，与宋晚修本、毛本不合。如卷五上第五页“管”下行款，宋早修本、宋晚修本有明显区别，藤本同宋早修本。又“茲、萚”二例，为宋早修本独有的异文，“囷、燊”二字，宋早修本有讹字，晚修本、毛本不误，藤本则同早修本。（二）藤本与宋晚修本、毛本相合，与宋早修本不同，见“莳、菸、笭、赖”下，这几例中宋早修本有明显讹误，藤本与晚修本、毛本相同。

其次，宋早修本、宋晚修本同版但有修版异文，藤本与宋晚修本及通行的毛剜改本不同，仅与宋早修本相同，如下表所示：

其中，阕，宋早修本反切中的“雲”为讹字，当如宋晚修本、毛本作“倾雪切”，

，宋早修本“偏”为讹字，当如毛本作“帀徧也”，二例为早修本有误，而藤本与早修本之误相同。“稔、裼、濥、媭、

”五例，早修本与晚修本、毛本互有出入，藤本均与早修本一致。

古籍刊刻时，一般会依照底本行款和文字誊录写样，经校改后上板。就宋本《说文》因修补版而形成的差异看，藤本的行款与早修本一致。同时，有多例藤本与晚修本及通行的汲古阁本不同，独与早修本相同，甚至沿用早修本误字，这些现象表明，藤花榭本写样时的抄录底本，实为宋早修本《说文解字》，而其与宋晚修本、毛本一致的例子，当是刊刻时据清代通行且文字正确的毛本校改。

叁

藤花榭本自宋元递修本的早修本《说文》而出，但比较藤花榭本与《说文》宋元递修本的晚修本、毛剜改本，也会注意到，藤花榭本的刊刻时，曾经参考毛剜改本，对篆形、训释、反切做了大量校改；此外，藤花榭本还曾参考过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所引的宋本异文，对底本的文字做过改动。具体如下：

汲古阁剜改本《说文解字》

（一）藤花榭本据毛氏汲古阁剜改本校改

藤花榭本与《说文》小字本的差异，多出于毛剜改本。概而言之，约有两类主要的现象：

其一，就篆形而言，藤花榭本基本依毛剜改本篆形。其中，藤本与毛本相合，而与小字本有明显差异的，共有三十余处。以下，依《说文》篆文、古文、籀文之次，罗列如下：

案，“、、”篆形，毛初印本与宋本一致，藤花榭本据毛剜改本校改文字，可知藤本刊刻时所据，为毛剜改本。藤本依据毛本改篆，形成了小篆结构、构件篆形、篆形笔法上的差异。首先，小篆“脠、贸、、、嚚”等例，藤本构件承毛本，与宋本不同。脠，宋本、《五音韵谱》皆从“延”，赵抄本、毛本、藤本从“㢟”；贸，宋本、《五音韵谱》“贸”均从“丣”，毛本、藤本从“卯”；，宋本误与“彖”篆形混同，《五音韵谱》、毛本、藤本不误；，宋本、毛初印本从“昏”，毛剜改本、藤本从“昬”；嚚古文，宋本从“土”，《五音韵谱》各本、毛本从“”。段玉裁《说文订》云，“《佩觿》、《古文四声韵》皆从，恐从土误”，藤本与毛本一致。其次，小篆“氐、䄏、璱、踣、呻、腴、耕、食”等例，宋本在构件相同而部首不同的文字下，篆形微有差别，藤本则依毛本，分别校改了各字中所从的“氐、夭、瑟、咅、申、臾、井、食”等字的篆形，使藤本的篆形系统更加匀称统一。再者，就古文、籀文而言，“彗、戴、鹏、钧、陈”中所从的“竹、異、鸟、金、申”，宋本与毛本笔法略有差异，藤本则承毛本而来。

其二，就说解而言，藤花榭本主要依宋早修本文字，然据毛剜改本校改者，亦多达数百处。其中典型之例，如下表所示：

案，“澥、冲”等例，毛初印本与宋本文字一致，藤花榭本据毛剜改本校改文字，亦可证藤本刊刻时所用为毛剜改本。

“福、嘑、樕、、晻、沸”等例，毛本固有讹误，而藤本则误从毛本校改。其中，“福、嘑、樕、晻、沸”，宋本《说文》与宋本《五音韵谱》同，毛本异文则自明刻《五音韵谱》、赵抄本而出。如福，宋本《说文》及《集韵》《类篇》所引《说文》均作“祐也”，赵抄本、毛本、藤本误作“祜”；嘑，宋本《说文》及《集韵》《类篇》作“唬也”，与《系传》“號也”为异体，赵抄本、毛本、藤本误作“嗁”。又《说文》中樕、速、藗等六字反切同为“桑谷切”，晻、罯、黭三字反切同为“乌感切”，可知“樕、晻”二字毛本反切有误，藤本系误从毛本校改。，宋本、《五音韵谱》俱作“读若艸苺苺”，《系传》抄本作“读若莓之莓”，毛本校改作“读若艸苺之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汲古阁作‘艸苺之苺’，‘之’字误剩，今依宋本。”藤本系误从毛本校改。

“球、中、熏、㹌、趞、”等例，宋本说解有误，藤本从毛本校改。球，宋本作“玉聲也”，《系传》作“玉也”，藤本同《五音韵谱》、毛本作“玉磬也”。中，宋本作“而也”，藤本同《五音韵谱》、毛本、《系传》作“和也”。“熏、㹌、趞”下，宋本分别误作“熏黑也”“畜牷”“趞趞也”，藤本则同毛本、《系传》作“熏象也”“畜牲也”“趬趞也”。，宋本作“下哂”，《系传》作“一色”，毛本及《广韵》《集韵》引《说文》均作“下色”，藤本同毛本。

从整体上看，藤花榭本据汲古阁本校改时，正文说解和反切固然曾依毛本校改，然比重并不算很高，宋本的一些明显讹误，藤本亦并未尽改[19]。但在篆形方面，藤本则主要依据毛剜改本而非宋早修本，这或许主要是由于宋本的板式较小、篆形模糊，毛本则板式疏阔、篆字清晰，刊刻时倘直接依据小字本摹写篆形，或有一定的难度，故而依毛本篆形者为多[20]。

（二）藤花榭本据《汲古阁说文订》所引“宋本”校改

值得注意的是，藤花榭本虽以《说文》早修本为底本，然亦有个别文字，与《说文》晚修本一致，且与毛本不一致，从清代《说文》学的发展看，藤本的这些异文，均本于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中所引“宋本”。《汲古阁说文订》是段玉裁根据赵均本、毛初印本、宋本《说文》所撰的校勘毛剜改本的校勘记。覆核王昶本及与周锡瓒本同版的宋早修本，可知段氏《说文订》中，存在部分失校和误校，而这些校语曾影响过藤花榭本的刊刻。具体如下：

“、怚、或、轹”四例中，段氏《说文订》中明确指出了周锡瓒本、王昶本和叶万抄本有异文[21]。从版本上看，段玉裁在此四例下用“宋本”所称的，均为晚修本的王昶本，而用“周氏宋本”等指称的，则为周锡瓒本。“、橦、庾、㶇、抌、媛、輨”七例中，《说文订》并未出校周锡瓒本，仅据王昶本出“宋本”异文[22]。今考段玉裁校语，这几例中，《说文订》所说的“宋本”，均与王昶本相合，但段氏却失校了本应有早修本异文的周锡瓒本。藤花榭本刊刻时，上述十一例下的文字，与其底本宋早修本不合，而与段氏所说的“宋本”（实即晚修本的王昶本）一致。

另外，“、卒、麔”三例，《说文订》的宋本校语有误，而藤花榭本与《说文订》所引的“宋本”一致，尤其能说明藤花榭本的校改来源。，《说文订》云：“宋本、叶本、赵本、《五音韵谱》皆作‘市’，《集韵》、《类篇》及小徐及《玉篇》《广韵》皆作‘帀’，作‘市’为长。”[23]考此字宋本各本作“帀也”。卒，《说文订》云：“‘隶人给事者为卒’，宋本如此。”[24]考此字宋本各本均作“隶人给事者衣为卒”。“麔”，《说文订》云：“宋本作‘牡’，与《尔雅》合。”[25]实则“麔”字宋本版刻文字作“牝也”，王本上以墨笔描改作“牡也”，段氏系失校周本，仅据经过描润的王本出校。此三例中，藤花榭本与存世宋本的矛盾，实则是从《说文订》所引“宋本”而来。

静嘉堂文库藏王昶旧藏本《说文解字》

从整体来源上看，排除汲古阁本的干扰，藤本与宋晚修本一致的例子，均见于《说文订》，而藤本与宋早修本相合的例子，除“濥”例见于《说文订》外，其余则溢出于《说文订》之外。这表明藤花榭本的主底本，事实上正是《说文》早修本，只是藤本刊刻时，刊刻者在不了解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所说的“宋本”的具体情况下，又曾据《说文订》所言的“宋本”，将原本刷印更早、文字更准确的底本文字，校改为晚修本的文字或《说文订》误校的文字。

关于藤花榭本的底本，有的学者曾尝试从避讳入手，根据藤本《说文》缺笔避讳比较严格，和额勒布旧藏本不同，推测藤本的底本乃是另一种北宋本[26]。但从清代仿宋刻本的避讳情况推断底本的版本，无论是方法还是结论都不尽可靠。宋本《说文》避讳不严，是由于宋元时期的修补版造成的客观情况，而藤花榭本中宋讳避讳严格，则是因刊刻时有意识地将底本避讳并不严格的文字，统一改作避讳缺笔而形成的[27]。

肆

藤花榭本《说文解字》的校刊情况

藤花榭本刊刻底本是宋早修本，而究竟是以哪一椠《说文》为底本？额勒布旧藏本上“鼻、幻、真”等字下的墨笔描改，是探讨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28]：

鼻之反切，标目下宋本版刻作“父二切”，毛本同；卷四正篆下，宋本作“入二切”，误，《五音韵谱》、毛本作“父二切”。由于宋本正篆下反切有误，标目下又作类隔切的“父二切”，额本上以墨笔描改作音和切的“必二切”；幻之篆形，宋本版刻与毛本相似，唯额本以墨笔描改；真之说解，宋本版刻漫漶不清，《五音韵谱》、毛本作“从乚，乚音隐”，额勒布藏本上，以墨笔将二“乚”字合描作一“上”字。此三例中，藤花榭本与经过墨笔描改的额勒布本最为接近，又与宋本版刻、毛本暌违。由于墨笔校改仅存于某一个特定印本上，只有以存有墨笔校改的印本为底本摹写上板，才会产生与之类似的版刻现象，这说明藤花榭本实际的刊刻底本，即为钤有额勒布藏印的宋早修本《说文》。

国家图书馆藏额勒布旧藏宋本《说文解字》

额勒布序中指出，其底本为“新安鲍君惜分家藏宋板《说文解字》”。鲍漱芳（1763-1807），字席芬，一字惜分，歙县人，自幼随其父鲍志道在扬州业盐，嘉庆间议叙两淮盐运使衔，额勒布则于嘉庆十年（1805）到扬州出任两淮盐政，二人或由此相识。在额勒布藏本上，确无鲍淑芳的款印，但古人藏书而不钤印的情况并不罕见。从递藏源流看，额勒布藏本在明末清初藏毛晋处，毛扆所说的“先君购得《说文》真本，系北宋板，嫌其字小”[29]，实即此本。此后，该书经毛表、季因是、季振宜、戴大章递藏后，流传不显，乾隆四十七年（1782）翁方纲曾寓目此本。约在乾嘉之际经歙人汪灏、鲍志道、鲍漱芳递藏，至嘉庆十二年冬，宋本《说文》已归额勒布[30]。

综上所述，嘉庆十二年（1807）额勒布主持刊刻的藤花榭本《说文解字》，是在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影响下的《说文》刊本，其主要底本即额勒布旧藏的宋早修本《说文解字》。在具体刊刻中，藤本在承袭底本外，将底本并不统一的宋讳字，统一改作缺笔，并曾以毛剜改本及《说文订》中所举的“宋本”异文校改了部分篆形和说解。最终，藤本的行款大体依照宋早修本《说文》，而篆形和说解则与《说文》宋早修本、宋晚修本、毛剜改本互有出入，实为综合了不同版本系统后的校改本。

道咸年间，钱泰吉撰《曝书杂记》，言“自汲古阁大徐本流传，学者始得见许氏真本，今仿宋之刻已有数本，几于家置一编”[31]。钱泰吉所说的“仿宋之刻”，正是指嘉庆时期刻成的藤花榭本与平津馆本。就在嘉庆十二年（1807）藤花榭本刊成后不久，孙星衍即商借额勒布藏本并交顾广圻主持刊刻平津馆本。为什么时隔不久，孙星衍要以同一椠宋本另行开雕？比较藤花榭本和平津馆本的校刊情况，正可以看出不同刊刻者的校勘理念及其影响——就篆文而言，藤本多据毛本校改，孙本则由顾广圻“手摹篆文，辨白然否，校勘付梓”，基本依宋本篆形；就说解而言，额勒布在藤花榭本序言中所说的“悉心点检，亥豕无讹”，实为据毛本和段玉裁《说文订》点窜，有泯灭底本特质之弊，而孙星衍则秉持着“依其旧式，即有讹字，不敢妄改，庶存阙疑之意”的理念，故孙本多依底本文字，较少据毛本校改；就避讳和板式而言，藤本统一改动了宋讳字和板心样式，而孙本则较为忠实地依照底本避讳，并逐一依宋本板式翻刻了底本的板心刻工、大小字数、鱼尾等样式。从这些对比看，孙星衍对藤花榭本“依毛本校定，无复旧观”的评价，绝非苛刻之论。

明清时期，依照宋本行款文字翻刻的“仿宋”本书籍，对典籍传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不同的仿宋刊本中，校改情况不一：有的校勘审慎、摹印精工，较好地保留了宋本面貌；有的则鲁莽妄改，一定程度上并非“仿宋”而是新刻。如清代的小学书籍刊刻中，张士俊刻泽存堂本《广韵》和《玉篇》，祁寯藻刻《说文解字系传》，皆依宋本或影宋抄本开雕，但都曾据他本校改底本[32]。今天，在使用清人的仿宋刊本时，应当尽可能地了解刊刻始末，探明刊刻底本和校改情况，以便准确把握各本的版本特点和学术价值。

附注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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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基金项目“《说文解字》与清代学术”（310422118）的资助。

[1]为行文方便，本文所引诸本，遵循前人习惯，使用简称。《说文解字》简称《说文》，《说文解字系传》简称《系传》，李焘编《说文解字五音韵谱》简称《五音韵谱》，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简称《说文订》。《说文》刊本中，宋本指宋元递修小字本《说文》，涉及印次差异时，以“宋早修本”“宋晚修本”加以区别；毛本指毛氏汲古阁本，涉及印次差异时，以“毛试印本”“毛初印本”“毛剜改本”加以区别，藤本指额勒布刊藤花榭本，孙本指孙星衍刊平津馆本。藏本中，赵抄本指赵均抄大字本《说文解字》，额本指额勒布旧藏宋本（不指额勒布刻藤花榭本），王本指王昶旧藏宋本，周本指周锡瓒旧藏宋本，各本相关流传情况详见下文。

[2]嘉庆年间刊刻的仿宋刊本《说文解字》，另有孙星衍主持刊印的平津馆本《说文解字》，内封题“嘉庆甲子岁仿宋刊本／说文解字／五松书屋藏”，署嘉庆九年（1804）。但孙本实际刊成的时间，约在嘉庆十四年（1809）前后，晚于藤本。孙本的底本实为孙星衍嘉庆十二年（1807）冬向额勒布借得的额勒布藏本，由于刊刻时间距藤本不远而底本实同，孙星衍并未交代孙本的底本所出，相关情况参董婧宸：《孙星衍平津馆仿宋刊本〈说文解字〉考论》，《励耘语言学刊》第28辑，中华书局，2018年。

[3]王筠著，屈万里、郑时辑校：《清诒堂文集》，齐鲁书社，1987年，第123-125页，第55-57页。

[4]额勒布旧藏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善09558），影印本收入许慎撰：《宋本说文解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该本钤有“额勒布印”“额勒布号约斋”等额勒布印章，及“五峰宝奎之章”“宝奎号五峰”等额勒布之子宝奎印章。杨绍和《楹书隅录》著录此本，且云“藤花榭所据之宋椠，即此本也”，收入王绍曾、崔国光整理订补：《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齐鲁书社，2002年，第65-68页。

[5]周祖谟《说文解字之传本》，《国学季刊》1935年第5卷第1期，修改后以《说文解字之宋刻本》为题，收入《问学集》，中华书局，1966年。

[6]王贵元《〈说文解字〉版本考述》：“今以二本对校，不同处特多。此本（指额本）内有‘额勒布号约斋’、‘额勒布印’等印迹，知曾为额勒布收藏，但据额勒布藤花榭本序，藤花榭本所据为新安鲍惜分家藏宋本，而此本之内并无鲍惜分印迹，则鲍惜分未必收藏过此本。因此，藤花榭本所据宋本定非此本。”《古籍整理与研究》1999年第6期，第43页。

[7]申红义《从避讳字看藤花榭本〈说文解字〉的版本来源》：“藤本《说文》所据新安鲍惜分家藏宋板《说文》并非丁晏跋宋刻元修本，而是另外某一北宋刻本。”《古籍研究》第65卷，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131页。

[8]李文藻：《南涧文集》卷上《送冯鱼山说文序》，清功顺堂丛书本，第26页。

[9]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中华书局，1984年，第633页。

[10]赵均抄本《说文解字》，今藏日本大谷大学，存标目、卷一至卷二上，卷十二上至十三下、卷十四上至卷十五下共三册，何煌、朱奂、周锡瓒、段玉裁、蔡廷相、蔡廷桢、张之洞、王秉恩、王文焘、神田喜一郎等人递藏或经眼，参《大谷大学图书馆藏神田鬯盦博士寄赠图书善本书影》，大谷大学图书馆，1988年，第3-4页。段氏所说的毛扆“汲古阁校改第五次本”，周锡瓒旧藏，原书今下落不明，有光绪七年（1881）淮南书局翻刻本。根据《说文订》和淮南书局本的情况看，该本有毛扆“癸巳年修板第五次”等题跋，实为毛扆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以汲古阁初印甲本为底本，第五次校改汲古阁本时的校样本。段氏对汲古阁本的版本源流认识基本准确，唯误以癸巳为顺治癸巳（1653），致清人多有沿误。

[11]顾广圻撰，黄丕烈注：《百宋一廛赋》，清士礼居丛书本，第4页。

[12]关于宋本《说文》的版本源流及周锡瓒本、额勒布本、王昶本、赵宧光本、叶万抄本的版本性质，详董婧宸：《宋元递修小字本〈说文解字〉版本考述》，《励耘语言学刊》第30辑，中华书局，2019年。

[13]关于汲古阁本的印次问题，参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五砚楼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潘天祯：《汲古阁本〈说文解字〉的刊印源流》，《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2期；杨成凯：《汲古阁刻〈说文解字〉版本之疑平议》，《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第2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郭立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清初毛氏汲古阁刻本《说文解字》十五卷”条，中西书局，2015年，第347-349页。诸家观点各有不同，本文基本吸收段玉裁、郭立暄的考订结论，根据文字的差别，将印次大体区别为毛试印本、毛初印本、毛剜改本三种。毛试印本专指南京图书馆藏毛扆康熙四十三年至四十四年（1704-1705）校跋汲古阁本（GJ115366），毛初印本概指包括初印甲本、初印乙本和段玉裁所见的毛扆康熙五十二年（1713）校改校样（即淮南书局本底本，实为初印甲本）在内的，反映五次剜改以前的早印本面貌的版本，“毛剜改本”指经过毛扆五次剜改以后的后印本。

[14]乾嘉时的翻刻本，俱自毛剜改本而出。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朱筠刊椒华吟舫本，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即指出朱筠刻本为“重刊毛版《说文》”。此外，郭立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中举出的翻本甲，在乾嘉之际亦已刊行。

[15]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序》，《汲古阁说文订》，第330页。

[16]以存世最早的毛试印本与赵均抄本残卷相较，毛试印本与赵抄本行款基本一致，且毛试印本中“、妻、臻、申”等字下与其他各本《说文》不同而仅与赵抄本的抄写行款及异文一致，说明毛本的主底本为赵抄本或其录副本。同时，毛试印本中“、螷”等字下与赵抄本不同而与小字本误字一致，卷十五“同条牵属”“据形联系”等与《系传》一致，透露出毛本最初写样时，曾据宋本《说文》及其他字书校改。关于汲古阁本从赵均抄本到刊刻时各印次中的校改情况及校改来源，笔者拟别撰专文讨论。

[17]白石将人《〈说文解字〉文本的历史文献学研究——以宋代校订为中心》（北京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曾探讨了《五音韵谱》的版本情况和赵抄本特点，但未能全面考察各本之间的版本源流和异文关系。今案，李焘编《五音韵谱》亦祖出大徐本系统，从版本系统看，从《五音韵谱》宋刻本到弘治十四年（1501）车玉益藩本、嘉靖七年（1528）郭雨山本、明刻白口左右双边本、天启七年（1627）世裕堂本，依次为翻刻关系，各本翻刻中又各有辗转增误。赵均抄本的篆形、说解，多与明刻左右双边本及从之翻刻而出的世裕堂本一致，但“瑗、莫、吾、滥、捦、媮、毐”等字下世裕堂本不误而赵抄本与明刻白口左右双边本同误的例子，说明赵抄本的主要底本即为此明刻本。但《五音韵谱》部首按“始东终甲”的韵次编排，各部下亦依《集韵》四声改排，赵均抄本则“始一终亥”，其篆次当曾参考过其父赵宧光旧藏宋晚修本，如手部“搦、擣、㩃”三字，赵抄本篆次有误，盖因此三字宋本在同页接近板框处，赵宧光藏本漫漶致赵抄本有误。

[18]表中“／”代表换页，“”表示墨钉，“□”表示坏字。据篆文、说解看，藤本刊刻时，所据为毛剜改本，故表中仅列毛剜改本文字，若毛本有初印本、剜改本异文者，以“※”标记。

[19]如字形说解中，宋本“揱”下“削”误“刖”，“捦”下“金”误“今”，“彝”下“米”误“永”，如此之例甚夥，而藤本多沿宋本之误。

[20]检视藤花榭本全书篆形，仍有个别篆形，藤本沿袭宋本之误，如“”篆误从“古”，“䋭”篆误作“统”，透露出底本的讯息。

[21]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第349、352、358、362页。

[22]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第336、342、349、353、356、357、362页。

[23]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第347页。

[24]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第347页。

[25]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第350页。

[26]参申红义《从避讳字看藤花榭本〈说文解字〉的版本来源》一文。案，文中讨论宋元递修本的避讳，系据李致忠《宋版书叙录》之说而未核原书。今考额勒布本，《说文》五下、十三下首页“慎”字缺笔，知额本因有元代补版，以致避讳不严，非纯不避讳。

[27]藤本刊刻时，将宋讳字故意改作缺笔。最典型者，见卷二下页一的“”字，宋本、毛本、《系传》及《集韵》引《说文》，均作“恭谨行也”，藤本作“恭敬行也”，“敬”字缺笔。此例当是由于写样时误“谨”为“敬”，上版时又改“敬”作缺笔。

[28]为对比方便，宋本版刻以与额本同版的国图藏宋元递修本（善01117）作对照。

[29] 毛扆《跋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卷十五下，汲古阁剜改本，第15页。

[30]据翁方纲《书宋椠说文后》（《复初斋文集》手稿本，台湾“国家图书馆”藏，书号13335），翁方纲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经眼此本，并于稿本上摹录款识，知当时有毛晋、毛表、季因是、季振宜、戴大章等人印章。今额本《说文》钤有汪灏之“新安汪灏藏本”“竹农珍赏”印，从钤印位置看，在季振宜之后，额勒布之前。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五载，汪灏“字右梁，号竹农”，“西园曲水，即其别墅也”，卷六又载，乾隆末年，西园曲水由汪氏（汪灏）转归鲍氏（鲍漱芳之父鲍志道）。从这些线索看，大约乾隆后期至嘉庆初，宋本《说文》先后经汪灏、鲍漱芳递藏。嘉庆十二年（1807）春，额勒布序藤花榭本，是年八月鲍漱芳卒，十二月孙星衍自额勒布处借得宋本《说文》，则至迟不晚于此时，该本已归额勒布所有。参李斗：《扬州画舫录》，中华书局，1960年，第351页，第146页。

[31]钱泰吉：《曝书杂记》卷下，清式训堂丛书本，第27页。

[32]泽存堂本《广韵》、泽存堂本《玉篇》和祁寯藻本《说文解字系传》的校改情况，分别参郭立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实例编）“宋宁宗时浙刻本《广韵》五卷”条，中西书局，2015年，第190-196页；冯先思：《泽存堂校订〈玉篇〉考》，《励耘语言学刊》第30辑，中华书局，2019年；董婧宸：《祁寯藻本〈说文解字系传〉刊刻考》，《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18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