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朝灭亡之后到北宋建立之前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五代十国”的时期。在中原有连续的五个朝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之所以加一个“后”字，乃是与唐朝之前的同名朝代相区分，简称为“梁唐晋汉周”。中原之南，又有或是军界，或是官界，或是士族中的人物趁着唐朝末期的衰落成为一方地域实际上的割据者，只是他们还不愿或不敢贸然判离朝廷另起炉灶罢了。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之后，这些割据者之间又经过几番争夺，兼并，就逐步形成了势力大体均衡，各自称王的，比起中原的梁唐晋汉周来属于小国的十国。十国中除了南唐（与原来的唐朝以及中原的后唐相区别）由于后主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词句而为人所熟悉以外，还有一个叫作“吴越国”的小国。“吴越国”第一代的吴越王则是杭州人钱镠。他曾经是唐朝当地一支驻军的副将，后任杭州刺史。从公元893年起，钱镠就已经是当地实际上的割据者，所占据的地区也逐步扩展到包括浙江、上海、苏州、太湖等，当时中国最为富饶的地区了。但直到十四年后的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他才“挂靠”中原的后梁，所割据的地区被后梁封为“吴越国”，国都钱塘。他本人便为第一代“吴越王”，不称帝，只称王。
钱镠这个吴越王是少有的“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人才。早在黄巢起义时他就率乡兵打退了进犯杭州的义军，既维护了朝廷，也使当地的民众不为兵祸所害。唐朝灭亡初期，江南盗贼四起，风烟弥漫之时，他同样是以武力击退来犯盗贼和另路夺取地盘的军阀，用他常说的话就是“保境安民”。所以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他所掌控都地区便是少有的民众安居乐业的地区。十国的格局已成之后，他在对外方面把握得的最为严谨的就是与后梁以及其后更迭的中原各朝的君臣关系，并一再告戒他的儿子以及后代，要“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大事之礼。”，这里的“中国”就是中原，即无论中原地区的江山是否易主，谁坐了中原的天下我们就是谁的臣子，绝不可废君臣之礼。这是在那个形势之下能够作到保境安民的最根本的要旨。还有一个对外，就不是在中华境内，而是在海外了。钱镠当政的时候利用浙江地区的与海外相连接的水路开放了与越南、朝鲜等地的外贸。有历史学家说，南宋的时候中国的商船就能够到非洲购买象牙了，商船的基础，就是钱镠那个时候打下的吧？
那么，对内呢？曾经作过杭州太守，在西湖修建过苏堤的苏轼十分推崇钱镠，他在公元1078年代笔为当时的官员赵抃所撰，并且书写在石碑上，然后工匠刻之的〈表忠观碑记〉里就有祥细的表述。这篇“碑记”的开头是：“熙宁十年，十月戍子，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杭州府军州事赵抃言，故吴越国王钱氏坟庙，其父、祖、妃、夫人、子孙之坟，在钱塘者，二十有六，在临安者十有一 ，皆芜荒不治。坟庙不治，父老有流涕者。”意思很明了，说的是吴越国已故的三世五王的坟庙芜荒，父老为之伤心。接下来苏轼写了唐朝灭亡，天下大乱时钱镠治下的吴越国“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民，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是以民至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嘻游，歌舞之声相闻，至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这里的“铸山”来自〈史记.吴王濞〉的典故 是说春秋时的吴王濞采豫章〈今江西〉铜山之铜铸造钱币。“煮海”，指的是取海水煮制食盐。综合起来就是指钱镠开发自然资源，发展经济，强国富民之举。“象犀珠玉”指的是象牙、犀角、珍珠、玉石等。“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则是指吴越国自钱镠到钱镠的孙子钱俶这个最后一个吴越王，都没有因国强而骄，反倒是恪守臣子的本份，对宗主国，包括大宋的贡献物资礼品的车辆经常能在路上看到。苏轼的文章这时开始从三世五王对其本国民众的“其有德于斯民甚厚”转向“其有功于朝廷甚大”上来。他写了宋朝征讨南方十国的时侯“皇宋受命，四方偕乱，西蜀、江南，负其险远，兵至城下，力尽势穷，然后束手。而河东刘氏，百战死守，以抗王师，积骸为城，酾血为池，竭天下之力仅乃克之。”这段是说，宋皇夺得中原之后，多有不服者，宋军征讨时，西蜀和江南倚仗着他们地势险要，路途遥远来抵抗王师，直到王师兵打到都城之下，他们实在没有能力了，这才投降。尤其是河东的刘氏，居然打到尸骨堆到城那么高，血流成河了，宋朝碣尽全国之财力兵力才打败了他们。说到这里，苏轼话锋一转，指出了在这种情况下是吴越王钱俶是怎么作的？“独吴越不待告命，封库府，籍郡县，请吏于朝，视走其国如传舍，其有功于朝庭甚大。”苏轼的文章表明了，与那些拼命抵抗的地区不同，吴越王钱俶没等宋朝让他们投降，就主动地封存好了财库粮库，整理清楚了所属郡县的文书户籍，献国于宋，把离开自己的国家到宋朝为吏看作是换了一个旅店一般，他对朝庭一统天下的贡献太大了。
苏轼代笔的这篇陈述，最终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要的是个什么结果？接下来就是赵抃对大大宋皇上的谏言了“坟庙不治，行道伤嗟，甚非所以劝奖忠臣，慰答民心之义也。臣愿以龙山废佛祠曰‘妙音院’者为观，使钱氏之孙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坟庙之在钱塘者，以付自然，其在临安者，以付其县净土寺僧曰‘道徵’者……。”赵抃的充满情感和伦理的谏议（请注意他可是“谏议大夫”。）得到皇上“可”的批复，并对“妙音院”改建之后的道观赐名“表忠观”，即彰表忠臣之观。这就是宋朝称之为“表忠观”，清朝又改名为“钱王祠”的，现在的西湖新景之一的由来。
苏轼这篇代笔的“表忠观碑记”的最后也按照这种文章的惯例写下了一大段四言为一句的“銘”来收尾，题目所言之“厥篚相望，大贝南金。”便在此文中。其中的“相望”二字与前文中的“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中的“相望”是一个意思，即不对“相”字作过多的解释，在文言文里有时候它并没有确定的意思，翻译为“‘能’够看到”或“‘可以’看到”就可以了。那么，“厥篚”又如何解释？首先，它是和前文的“贡献”紧密相关的，“篚”是盛装物品的方形的容器，这里自然就代指敬献给大宋的贡品了。“厥”字呢？它的本意是呼吸不通造成的昏迷，这里肯定不适用，但“厥”字在文言文里是一个代词，就是“其”的意思，用现代汉语解释就是“他”，“他的”；于是“厥篚相望”就可以解释文“他们敬献的用篚装载的贡品（经常）可以看到”。那么，下面的“大贝南金”就是说的所装载而来的贡品为何种物品，何种规格了。本人并不赞同按照春秋时期的词意来解释“大贝”和“南金”，因为春秋之前贝壳曾经是货币，但不等于在宋朝就是送钱，历来臣子对皇上表忠心要送“稀罕物”，古时南方的珠是上品，而从越大的貝里取出的珍珠就越大，“大贝”就可以解释为贡品有大个的珍珠。
除了珍珠还有什么？有“金”，但宋朝也不是在春秋时期，送“一车金”即一车铜或青铜就是“稀罕物”了，这里的金，就是黄金；〈千字文〉里有“金生丽水，玉出昆岗。”之句，南方丽水所产的黄金（包括黄金制品）才是末代的吴越王钱俶奉献给大宋贡品中的一部分。如此解释或许不算太勉强吧？或有谬误，还望指教，就此打住了。
答:苏轼宋刻《表忠观碑》成于宋元丰元年（1078）八月，石原刻在杭州钱塘钱在坟。明嘉靖三十六年知府陈柯重刻。碑文最后自然段几句话是这样写的:“岁时归休，从燕父老。哗如神人，玉带球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贝南金。”通过对上面这段文词的阅读，我对“厥篚相望，大贝南金”是这样理解:装满金银财宝的厥篚光彩夺目，（篚，以竹为之，长三尺，广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盖也，如箧，皆盛物，今祭祀专以承币。）啊，这么多珍品贡物呀。大贝南金就是指贵重贡物，这句话最早见于《诗经.鲁颂.沣水》篇中“元龟象齿，大赂南金。”赂从贝，古以贝为通货，又以为宝器，意为相通。“南金”为南方出产的一种高品质的铜，也被作为贵重贡品。从全文来看，这句话应该是苏轼颂扬钱氏祖先在归顺宋朝时，毫无保留的将多年积蓄全部拿了出来，进贡宋朝。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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